1969年的那个开学季，我在五哥的陪伴下，踏进了村办小学的大门，开启了一段崭新的生活历程。

学校就在离我们家不远的防洪堤上，青砖黛瓦，青树拂檐。它展古风于四面，修旧颜于八方，在那个贫瘠荒寒的年代里，鹤立鸡群于满目茅舍中。

一条小路，南北横亘，小蛇一样的。每天清晨，邻里四、五个与我年龄差不多的小伙伴，正好同一个班，大家背着装满了知识的书包，挨门挨户地吆喝着同学的乳名，一路喊将过去。

放学铃声一响，校园里立马闹腾起来，蝗虫一样的孩子横冲直撞地从关了一天的笼子里迫不及待地飞了出来，我们排着队，男生背着书包嘻嘻哈哈笑着，女生踢着毽子叽叽喳喳吵着，洒下一路的欢笑。

学校主要开设语文和算术两门课程。班主任曹老师信奉严师出高徒，平时对我们很严厉，总板着个脸，很少言笑，她戴着一副眼镜，两道寒光从镜片的上沿经常扫射。她总是认真负责地管着我们的午睡，谁要是不老实，就会被罚出去在火辣辣的阳光底下站着。

我们的作业最难的便是摘抄毛主席语录，必须一字不差，包括标点符号，不能有丝毫马虎，可上纲上线到阶级感情、阶级立场的高度。有一天，上早自习的时候，同桌的高就以莫须有的名目向曹老师举报，说我写反动文字。曹老师立马告诉她那当公社治保主任的丈夫，更因她丈夫的威迫利诱，几个和我一同长大的同学加童年伙伴又一起证明我的“一惯反动”，于是，六岁半的我，就成了喊反动口号的人，理所当然地成了“反革命”，我的父亲也受到牵连。从此，让村里某些人带着轻视的目光打量我们，挖苦、讽刺也是常有的事，在他们眼里，我们家一辈子不会出头了。我的理想、勇气、幸福，在成长的路途上，也像气门嘴出了毛病的轮胎，一点点地泄光了。

由于刚入学时的痛苦经历，加上“家庭出身”不好，我在班里很受歧视，在同学面前感觉见人矮三分，当我欲与那些“根正苗红”的同学交往时，迎接我的往往是鄙夷的目光，让我感受一种沉重的压迫以至于无法反抗，那种步步紧逼的孤独、恐惧和自卑，比刀子更深入骨髓，比绝望更逼人沉沦。这样的成长环境，造成了我外表大大咧咧，内心细腻敏感的双重性格，并逐渐将我培育成一个孤僻、沉默、低调的少年。

渐渐地，我也成了一名怀疑自己的人。有一次，算术老师指着一道题目问道：“谁会做这道题?”我想到了答案，但是，就在我准备举手的那一刹那，突然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九满，你就算了吧，听老师说答案好了。如果你答错了，同学们都会嘲笑你的！”于是，我快速地将手缩回课桌上。老师看到我在犹豫，便微笑着问我：“九满，你知道吗?”老师那双温情的眼睛里充满了期待的目光，渴望从我口中得到答案，而我却让他失望地走开了。

那时候，我们学习文化的时间不多，参加体力劳动的时间却不少。学校有一片教学基地，老师时常带着我们下地劳动。春天，我们一起把那几块地翻过后，用锄头把土块打碎，等把地疏松得如同面包一般，再将农家肥均匀撒开，学着大人的样子将种子埋入土中，似乎满眼都是收获的景象。夏天，地里的庄稼长势喜人，我们走过路过总要回头看上几眼，就像惦记自己的亲人一样，人和土地的感情就这样在我们心里扎下了根。秋天，我们和老师一起掰玉米、刨红薯……

进入小学高年级后，喜好“文字狱”的曹老师调回了老家，班主任老师换成了与我同村的周老师。周老师朝气蓬勃、青春恣意、面容和蔼，辅以优雅的谈吐，给人以满满地睿智和文艺才情之感。他讲课生动活泼，教学严谨认真。他的语文课堂既有温度又有深度，不仅教给我们学习生活、做人做事的方法和道理，还给我们树立了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周老师像兄长一样关心我的学习，对我的作文给予了布局谋篇方面的辅导，很多次，周老师把我的作文念给同学们听，一边读一边评，对我赞赏爱护有加，他还把我的文章《可爱的春天》推荐到公社中学去作范文。周老师对我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让我那忧郁、自卑的心理获得了不少稀释和慰藉。现在，我勉强能写点东西，与周老师当年的鼓励和付出是分不开的。

那时候，屋后的藕池河对我也是不离不弃，让它逐渐成了我的至爱。放学后，我时常和小伙伴们一起去河里潇洒，满足那种自由、活跃、开朗带来的欢乐和幸福，在清凉的水域里，我们时而鱼翔浅底，时而蛟龙出海，把宁静的藕池河搅得惴惴不安，哪里还顾得上家长的训斥和老师的告诫。

我的小学，在名目繁多的运动与劳动中把学业荒废了。本应在时间的河床上凝聚起沉潜的力量，让我与时代一起向阳生长，而我，却在本该增长知识筑牢人生基础的年龄，只是丰满了身体简单了头脑。这既是个人之痛，也是大时代之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