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下柴市，距县城二十四公里。

沿着下柴市幽幽的古道前行，映入眼帘的是铁铺、油坊、布庄……斑驳的青砖黛瓦，错落有致的高脊飞檐，每一处建筑都尽显民国初期古朴厚重的建筑风格。

屋子是古老的，气质是古老的，让人感觉屋子里的人也是古老的，他们做着同样古老的工作，原始工艺、手工作坊。商铺里顾客如云，码头上人影绰绰。每一处景致无不显透出浓郁的神韵，让下柴市水乡要埠尽显恢宏的气势。

我在下柴市土生土长，多少个晴朗的日子，嘴里还嚼着饭，就一溜烟跑出门，直奔集市，或看工人师傅制作点心、生产农具，或几个小伙伴一起捉迷藏、打乒乓球，在古老的集市和大自然的怀抱中编织着五彩斑斓的童年。

一九六九年，下柴市公社成立，并选扯长兴大队。下柴市原有的学校、银行、医院纷纷迁徙到“公社”附近。下柴市逐渐失去了它往日里的繁华与喧嚣，徒留下古道、老屋和下柴市的虚名，具有独特历史文化底蕴和源远流长自然人文景观的下柴市，便渐渐地淹没于历史的烟尘。

16岁那年，我离开下柴市去县城求学，直至1988年到广州工作，才算把根拔离了那里。但是，吸吮着这片土地的营养成长的我，为人处世的方式，审美趣味乃至是非观念，都源于这片土地的馈赠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引导。尽管书本教给我许多，城市教给我许多，但是，无论遇到什么事情，这片土地传承给我的那种细腻而丰富的情感，给我的那种传统的是非观，总会作为一种精神与思维的源头，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我的生活和工作。

每次重返故土，我都会身不由己地到抗旱沟上的小桥、下柴市遗址、藕池河畔的杨柳林看看。此时的我，犹如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任思绪纵横驰骋恣意流淌，让尘封已久的过往如电影镜头，在我眼前一幕幕转换。我屏住呼吸，似能听见旧时铁铺里的叮当叮当，榨油坊里嘿哟嘿哟的劳动号子，而且昔日商贾云集的影子仍斑驳可见。但是，我知道，自己留恋的只是下柴市的过往，还有留在这里要一辈子生活下去的亲人。

在这样一个激变的年代，下柴市这颗曾经镶嵌在洞庭湖滨璀灿的明珠，以“鱼米之乡”著称的南国水乡，已渐渐地脱去了它原有的容颜和芳姿。原来星罗棋布的池塘、沟渠大都改造成了农田，由于公路运输的高速发展，当年运输船只在藕池河里来往穿梭的场景已经见不到了。由于农药的大量使用，加上人为的滥捕滥杀，故乡的水系里已很难寻觅到鱼虾的踪影，过去在天空中自由遨游的乌鸦、猫头鹰更是绝迹。

我儿时的伙伴，甚至更年轻的70、80后们，现在已没有几个留在村里，都像我一样背井离乡去外谋生去了，只有一些老人和孩童留守，村子里没有了人气，传统农耕社会聚族而居的那种社会生态系统已经不存在了。一幢幢充满现代化气息的民居安寂得让人心慌，旧时那种鸡鸣狗吠的“田园牧歌”景象已经彻底消失，没有了劳动的号子，没有了猪牛的欢叫，连小孩子的嬉闹声也很难听到。我在路上看到的小孩，他们已没有“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的游戏童年，就像我在电视、网络上看到的“成熟与长大的脸”，他们呆在农村，只是在苦练跳出“农门”的本领。

社会在变革，故乡也在悄无声息而又急遽地改变与转型。当我去寻找故乡的灵魂时，我惊讶的发现：我童年少年时的生活方式正在消亡与崩溃。故乡不仅生活形态变了，而且它的文化环境也在变。现在故乡农民的生活成了城市生活的山寨版。在我小时候，农村人请木匠做床铺，请篾匠编竹篮，请邻居盖房子都是很平常的生活场景，而且不需要支付任何报酬，然而，这种以乡村文化构建起来的互帮互助的传统美德，也在故乡的土地上消失了。

现在的故乡农民，也像城里人一样，天天去集市买米买菜，找建筑队盖房子……而且民居的建筑风格，屋子里装饰的风格、配置的家具、电器都像城里一样，甚至更加大气，更加新潮。人们的生活心态和追求完全是都市的山寨版。农闲时，男人们不再走家串户，而是躲在家里泡上一杯醇香沁人的浓茶，懒懒地躺在柔软的沙发上，跟着永远都不可能亲眼相见的演员喜怒哀乐。女人们一吃完午饭就冲进麻将馆，筑起了“万里长城”。

当年，我在这里躬耕陇亩，放学以后，把书包往饭桌上一丢，就去村前屋后收积农家肥。现在，我回到故乡，村里的一些老人还对我说：“九满，还记得当年你和邻家孩子为了一堆牛粪的所有权发生争执甚至打架的事情吗？”记得，我当然记得。可是，现在的故乡农民，他们种植庄稼不再使用农家肥，而是完全依赖化肥，致使土壤板结。

这些变化似乎在告诉我：有一些美好的东西正在下柴市的土地上悄悄消逝。我的故乡，变了，真的变了，让我惊叹，让我唏嘘一一以前我经常走过的田埂，玩耍的池塘，居住的老屋，统统都在消亡。随着它们的消失，我的故乡也在改变着模样，它们带着我的儿时记忆灰飞烟灭！